“看病难、看病贵”存在的现状
“看病难”是群众对就诊感到不方便、不及时、不满意的心理感受，是供方所提出的医疗服务相关条件不适应需方要求的客观表现，其主要现状有三个方面：一是到大医院就诊难，大医院经常是人满为患难，像“闹市”一样，挂号大厅，诊室走廊挤得水泄不通；二是看专家难，病人到大医院看专家门诊，往往要清早就赶去排队，一排就是几个小时的队，有时甚至要等上几天；三是农民“看病难”，农村不少地方，除少数乡镇中心卫生院配备了X光机、B超、心电图机等中低档医疗设备外，不少卫生院还是70年的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等“老三件”。同时也没有像样的医生给群众看病。“看病贵”，贵就贵在大中型医院药价贵、检查多，收费贵，主要有四种现象：部分低收入人群“看病贵”问题突出；没有医疗保障的人群“看病贵”问题明显；药价贵、检查费用高，导致“看病贵”问题严重；器官移植、介入治疗等新技术和高精尖设备的应用价格贵昂贵，致使“看病贵”问题尖锐[1]。据调查，2003年我国48.9％群众有病不去就诊，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困难，支付不起医药费。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成因很复杂，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卫生部门的问题，还有社会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卫生资源总体不足，结构不合理。在肯定“中国用2％的世界卫生资源解决了22％世界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中国人的健康状况超过同等发达水平的其他国家”这一结论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的严重不足，而且结构也不合理。以湖南为例：80％的卫生资源分布在城市，占全省人口70％的农民只拥有20％左右的卫生资源[2]。这表明城乡卫生资源分配不均。另有资料表明，1990年—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85％增长到5.62％。同期，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人均纯收入比重由2.77％增长到4.41％。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超级大国出大大高于其收入增长幅度[3]。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呈逐年下降趋势。据了解，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1％，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40％。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卫生投入反而下降到仅占GDP的0.7％--0.8％,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到2000年更下降到1/7左右。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部分国家医疗支出金额来源统计表明，中国政府的公共投入为16％，而私有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达44％，澳大利亚为66％，德国为82％，日本为85％[4]第三，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太小。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目前有我国医疗保障覆盖水平不高，44。8％的城市居民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患病群众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仅占9.35％，人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支付金额337.89元。享受各种形式医疗保障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材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我国的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企业数量多，环节多，监管不力，无序竞争。截止2004年底，全国有3731家药品生产企业通过了GMP认证，另有1340家企业未通过认证，共计有5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有12000家，零售企业12万多家。由于企业多、规模小，难以实施有效监管[5]。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力投入严重不足，影响了公立医院的发展，使医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长期偏低，出现了医院主要靠群众就诊收费维持医院运行和发展的状况。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大型医疗设备和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贷款要靠病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不仅加重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也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监管不力。目前政府职能部门一方面对医疗服务缺少有力的监督手段，对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型设备、仪器和新技术的准入都没有切实可行的监督办法；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部职责不明，管理不到位。卫生行业监管确实存在困难。
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履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义务，卫生部门更是义不容辞。要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卫生的管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预防重大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是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三是加强卫生行业监管，维护群众就医安全；四是加强健康宣传教育，改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群众的卫生观念和卫生意识，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二是建立财政补偿政策机制。按照“政府管基本医疗保障，市场管超值医疗服务”思路，需要制定由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的财政投入政策。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精神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要控制公立医院的收费标准，取消“以药养医”补偿政策，增加政府经费投入，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质，为群众提供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同时制定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医疗机构，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三是制定合理的医疗服务格价政策。国家要组织有关专家对基本医疗服务目录和基本医疗药品目录及价格定期进行修订和调整。降低大型医疗设备检查费，提高技术劳务费。要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档次，逐步实行单病种收费。卫生监管部门定期公布本地区各大中型医院的门诊、住院人均费用和单病种费用，指导病人选择医院就医。四是改革药品和医用器材的生产流通体制。实行严格的药品准入制度，依法加强对药品和医用器材的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的质量与价格的监管，加大降低药品虚高价格的力度，严格成本管理，核定药品和医用器材的出厂价格和销售终端价格；进一步完善药品集中公开招标采购办法，推行网上评标采购，支持平价药房建设，坚决取缔药品、药材集贸市场，确保群众用药安全、有效、经济、方便；加强对药品医疗器械和广告宣传的监管，严肃查取商业贿赂。五是加快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小病进社区，大病有保障，医疗质量上去，看病费用下来的目标。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6]。六是加强卫生行业监管。卫生行业行政部门要转变职能，依法实行卫生行业管理。要严格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等服务要素的准入。加强卫生监督，推行综合执法，严格查处各种非法行医，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医疗广告监管。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坚持把追求社会效益，维护群众利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放在第一位，提高医疗质量、强化医疗安全、规范医疗服务、降低医疗费用。加强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是从根本上没有解决，再一个国人的健康养生观念还是不强。有病一味的去医院看，而忽略了早期预防~
看病难，，看病贵，最终的原因还是国人对健康养生的观念意识不是很强，忽略了早期预防观念，导致大病突发。
中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黄帝内经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所谓“治未病”，可以概括为“未病先防”、“欲病救萌”、“既病防变”以及“瘥后防复”等多个层次，将预防思想贯穿于疾病的前期、早期、中期、后期等四个阶段。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将预防思想贯穿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体现人生各个阶段的活动中。
可是即使是搞养生保健，绝大部分人的思想也还是停留在怎样治病上，而不是如何防病。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清楚，当疾病发展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再来治疗，不仅会花费更多高额的医药费，身体也会遭受更多的痛苦，而且还可能钱花光了，罪受够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
如果在疾病还没有发生或者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采取有效的养生方法提前预防，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让疾病发生或者病情加重！
